《萬物自然生長》：一個母親如何在深淵裡繼續活下去

2026 年 5 月 4 日，普立茲獎把回憶錄與自傳類獎項頒給了一本很難歸類的書：李翊雲的《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》，我們暫且譯作《萬物自然生長》。她因此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華裔作家。

李翊雲出生於北京，青年時期赴美攻讀免疫學博士，讀到一半發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寫作，於是放棄學位，開始用英語寫小說。如今她是普林斯頓大學創意寫作教授，2010 年獲麥克阿瑟天才獎，被《紐約客》列入「40 歲以下最值得關注的 20 位小說家」；《鵝之書》2023 年獲福克納小說獎，《星期三的孩子》入圍 2024 年普立茲小說獎決選。

在《萬物自然生長》之前，她一直在寫沉默、孤獨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無法真正溝通的痛苦。而這一次，她寫的是自己。

2017 年，她的大兒子文森特在 16 歲時臥軌自殺。2024 年，19 歲的小兒子詹姆斯以同樣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兩個孩子都死在普林斯頓，離家不遠。

一本拒絕療癒的書

先說清楚這本書不是什麼。

它不是一本關於哀傷與療癒的書。李翊雲不相信傷口都會癒合，也不相信哀痛會被治癒。生活確實會繼續，但「一切都會隨著時間過去」這句話，在她看來是假的。

她也不願意用「哀悼」概括這本書。哀悼意味著把死者安放回過去，讓記憶替他們守靈。而她要做的，是讓兩個兒子留在「現在」——一個不斷延續、始終在場的現在。

書裡有一段被反覆引用的表達：真正不會死去的動詞，是「是」。文森特過去是、現在是、將來也永遠是文森特；詹姆斯過去是、現在是、將來也永遠是詹姆斯；她和丈夫，過去是、現在是、將來也永遠是他們的父母。

這句話之所以震人，是因為它拒絕了通常的時態安排。人一死，我們習慣把他交給「曾經」；李翊雲不肯。她堅持用現在時談自己的孩子，哪怕這個現在裡已經沒有他們的身體。

語言的無能，與不得不寫

噩耗傳來的那一刻，警察說的是：「沒有一種正確的方式可以說出這件事。」

沒有一種正確的方式。措辭再得體，死亡也不會變得可以承受。再漂亮的句子、再妥帖的修辭，都削不掉事實本身的重量。

後來警探第二次上門，把詹姆斯的書包還了回來——就像當年把文森特的手機還回來一樣。人死了，物品不會死。桌子還在，鞋子還在，筆記本還在，只是那個人不會再回來。

很多年前文森特去世，她寫了一本《理性終結之處》。那本書幾乎是自己跑到她筆下的：文森特活著的時候，母子倆總在談話和爭論，有時親密，有時激烈；他死後，這些對話沒有停止，而是越過生死的邊界繼續下去。她稱之為小說，因為沒有一個死去的孩子真的會回來跟母親爭論。所謂「理性終結之處」，就是理性再也無法前進、只能由文學接手的地方。

可寫詹姆斯，她遲遲開不了口。

她知道那本書在那裡，知道自己終究要寫，卻始終找不到入口。詹姆斯比哥哥更沉默，也更內向。他喜歡語言，卻不是多話的孩子。你要如何用語言去接近一個本來就沉默的孩子？

而且，文森特的死是什麼時候蔓延到詹姆斯身上的？他是如何盤算自己的死亡的？為什麼選擇跟哥哥一樣的方式？這些問題沒有答案。語言不是萬能的，它不能幫她理解這一切。

但她還是要寫。因為語言是她唯一能依靠的工具。她明知語言會失敗，明知可能辜負詹姆斯，明知這本書從一開始就註定不完美——可如果不寫，連失敗都沒有了。

哪怕語言不能帶來救贖，人還是要靠它，為死去的人留一個位置，也為自己爭取一種繼續存在下去的可能。

直接說出「死亡」

文森特去世後，班上有同學的家長來問她：能不能告訴自己孩子，文森特死於一場意外事故？

這些父母想保護孩子，不讓他們直面殘酷。李翊雲認為這恰恰是輕視孩子，也是在傷害文森特的存在和記憶。事情已經發生，就該叫它本來的名字。不願面對真相的軟弱，很容易演變成更嚴重的殘忍。

她堅持直接用「死亡」這個詞，拒絕柔軟、委婉、美化的替代說法。她甚至替這本書劃了一道門檻：如果你不能接受一個母親直接說出「孩子死了」；如果你相信愛是萬能的，只要有愛一切都會好起來；如果你覺得談自殺和死亡太不吉利；如果你相信所有痛苦最後都能走向和解與昇華——那麼，也許你該停止讀這本書。

因為這本書要講的，是我們如何跟死亡一起活著，直到自己也死去。

自由意志，與失敗的直覺

詹姆斯去世後，她和丈夫想起他上幼兒園時的一張照片：小傢伙胸前掛著一塊牌子，上面寫著「我不說話，因為我不想說！」

丈夫說，其實我們全家信的是同一種東西：自由意志。

大兒子文森特也是如此。小時候她想給他報足球俱樂部，文森特一本正經地說：你這麼做不是為了讓我快樂，而是因為你想讓我和其他孩子一樣。她放棄了。後來文森特想穿裙子去學校，她遞給他一條深色的，想降低被欺負的風險；文森特偏要粉紅色的——「如果我要穿裙子，卻不穿粉紅色的，那還有什麼意思？如果有人敢笑我，我更要穿粉紅色給他們瞧瞧。」

她既欽佩，又不安。她當然為兒子的勇敢驕傲，可她也知道，家門外的世界未必善待這樣一個自由而勇敢的孩子。

文森特去世前的六年，她一直隱隱擔心有一天他會離開。但她把擔憂藏在平靜的表面下：「你總不能因為擔心失火，就一輩子把滅火器背在身上吧。」

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時守著一個孩子，確保他活著。你可以有直覺，可以半夜走進他的房間確認他還在，但你永遠無法知道，什麼時候該相信直覺，什麼時候必須放手。

她對直覺本身也保持警惕：直覺其實也是一種敘事，而敘事太容易騙人，讓人以為自己掌握了意義和解釋。多年前她曾哭著說，如果能看到文森特高中畢業，就是一種勝利。文森特沒有活到高中畢業。

詹姆斯去世前幾週，心理治療師問她是否擔心小兒子也有輕生的念頭。她回答：不能百分之百確定，但我不覺得他是那樣的狀態。

事實證明，母親的直覺又一次失敗了。她在書裡非常坦誠地寫下這份困惑：她真的沒有想到。有時候，承認失敗比失敗本身更殘酷。

徹底接納：深淵就是棲身之地

她寫道：如果我的餘生都要在深淵裡度過，那麼深淵就是我的棲身之地。一個人不該浪費力氣去跟自己的棲身之地搏鬥。

這跟我們熟悉的敘事完全不同。我們習慣說：傷口會好的，你遲早會走出黑暗，回到太陽底下。李翊雲不接受這種安慰。深淵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，她要學的是在裡面繼續活。

失去第二個孩子之後，她清楚哪些事是重要的：睡眠，喝水，少量多餐，每天運動；固定時間起床，不躺在床上反覆咀嚼痛苦；早晨認真煮一杯好咖啡；讀一點書，莎士比亞的一幕戲、歐幾里得的一段幾何、華萊士·史蒂文斯的一首詩都行；繼續寫作，不為了療傷而停工，也不為了逃避而把自己埋進工作。

這是她在災難裡摸索出來的生存技術。人不必強迫自己變得更堅強，但要儘量在人生瀕臨毀滅時，不讓自己真的徹底崩潰。

她借用的心理學概念是 radical acceptance——徹底接納。不假裝豁達，也不硬扛，只是承認：事情已經發生，不會改變，不會取消，也不會在將來變成一段隨風而逝的往事。孩子的死已經改寫了她的生活，既然如此，就不要跟這個無法改變的現實對抗。

接受之後呢？意義仍然找不到，深淵仍然走不出去，但生活可以重新搭起來。

兩千四百個球莖

詹姆斯去世前的那個秋天，她種下了一千二百個球莖，加上前兩年種下的七百個和五百個。冬天過去，雪剛開始化，嫩綠的芽就從凍硬的土地裡鑽出來；到三月底，花開得漫山遍野。

她反覆想起一句話：自然之物只是生長。

這就是書名的來源。自然界的草木不問理由，不問意義，只是生長，到該枯萎的時候就枯萎。它們按自己的方式存在。

她說，她的花園不是希望的隱喻，不是再生的象徵，那些花也不是光明與樂觀的使者。植物只有一個目標，就是活著。能長的時候就長，必要時休眠，活到死去為止。

對她來說，花園是一個在生活裡佔住位置的東西。死亡把生活砸出太多空洞，人需要一些具體的事把位置填上。花園解決不了痛苦，但打理花園讓她每天有事情做；只要有事情做，生活就不會徹底塌下來。

做飯，就是為某個人留一個位置

書裡說，人生中很多事情，本質上都是在為某種東西留一個位置，為某個人撐開一片空間。寫作是這樣，做飯是這樣，養育孩子也是這樣。

以前她給一家四口做飯，後來是一家三口，現在只剩她和丈夫兩個人。做飯是把時間具體化的刻度，讓一週裡的每一天都落到實處。

她不願意說那些飯菜是出於「愛」而做的——這個詞在日常裡被用得太濫，太容易顯得空洞。她更願意說，那是出於照料和用心。

比起抽象的詞，她更相信具體的行動：食物的顏色、質地、味道，一盤菜裡的每個細節都被認真對待。就像寫作時她要求每個詞儘可能準確，做飯時她也要求盤子裡的每樣東西都是真實的。

這種照料的心情，也讓她重新理解養育。父母一直在為孩子留出空間，讓他們長成自己的樣子。可這件事註定徒勞：孩子終究會走到父母撐開的空間之外，世界就在門外等著他們。

母親是從哪裡來的

寫到書的最後，李翊雲回到了自己。

她寫自己的母親。小時候，她和妹妹幾乎就是母親怒氣的靶子。母親心裡有一種不可預測的暴怒，任何小事都可能引爆。她考了高分也會挨打，因為母親覺得她報喜時洋洋自得；八歲那年，她把圍巾落在學校，嚇得要命，下一秒就被踢進一隻裝滿水的大鐵盆裡，像翻了肚皮的烏龜一樣爬不起來。

更可怕的是那些像刀一樣的語言。她抗議，問母親為什麼要這樣對自己；母親會進入另一種更可怕的狂怒，罵她是兇手，說她故意惹自己生氣、想把自己逼瘋逼死，最後惡狠狠地扔下一句：你會死得很難看。

所以，她並不像文字裡那樣永遠冷靜、克制、跟痛苦保持距離。她是從一個充滿羞辱、暴力和精神勒索的家庭裡長大的。

她後來在精神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試圖自殺，並不是因為不愛孩子，恰恰是因為知道一個失去理智的母親會給孩子帶來什麼。她說，如果我正在失去對現實的把握，正滑向某種瘋狂，那我寧願我的孩子不要面對一個瘋掉的母親。她太清楚這種傷害的結果，所以寧願把自己從孩子的人生裡抹掉。

受虐待的孩子長大後，有的成為反叛者，有的成為逃離者。她屬於後者，一輩子都在磨練逃離的本領。她用盡全力，不讓孩子承受自己小時候承受過的東西。可最後，孩子們還是死了。

她甚至不敢確定：是不是自己當年那次自殺嘗試，讓年幼的文森特以為死亡可以解決一切；而文森特的死，又感染了詹姆斯。你想盡辦法不把傷口傳下去，到最後，傷口換了一種形狀，還是落到了他們身上。

游泳：把自己留在人世間

詹姆斯去世那年夏天，她重新回到大學游泳池。學期結束，學生都走了。詹姆斯本該剛讀完大一，文森特本該在這一年大學畢業。

她緩緩下水，成了池子裡游得最慢的人。游得第二慢的，是一位看上去至少九十歲的老人。

她小時候怕水，後來為了陪兩個兒子下水，斷斷續續學了一年多，勉強能待在淺水區。等孩子長大不再需要她陪，她也就停了。文森特死後，她才重新開始學——這一次不是為了孩子，是為了自己。

她每天早晨六點半去游。數著呼吸，踢腿，伸手，計算入水的角度，轉頭吸氣。每個動作都必須經過意識，必須專心。

在別人眼裡，她的生活已經夠奇怪了；在她自己看來也一樣。但這不重要。她不是在水裡尋找解脫，也不是靠游泳治癒自己。她只是透過這些動作，把自己留在人世間。

在這樣的生活裡，她仍然可以思考，然後慢慢接受一個事實：只要人還沒死，生活裡就沒有什麼真正的終局。所有所謂的最終結論，都只是暫時的。

最後，只剩下一隻手

孩子們死了，父母卻繼續活著。這是事實。

一個母親已經做了所有她能做的事，卻仍然沒能讓孩子活下來。這也是事實。

這些事實不需要形容詞。不必加上「悲慘」「驚人」「不可思議」來加重語氣，它們本身已經重得不能再重。

全書的結尾是一個比喻。她說，有時候母親和孩子就像兩隻並排放著的手，輕輕碰著，或者十指緊扣。然後世界轉動了，只剩下一隻手留在原地，握住一切，也握住空無一物的虛無，握著那個名叫「現在、現在、現在、現在」的東西。

她沒有說自己得到了答案，沒有說學會了放下，也沒有說終於能平靜地面對一切。她只是讓我們看見：世界還在轉，一隻手不在了，但這隻留下來的手還在。它握著記憶，握著事實，握著虛無，握著語言，也握著生活本身。

或許這就是她想對世界說的話：我還在這裡，我還會繼續思考，繼續書寫，繼續活下去。